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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谈 |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重击全球供应链,跨国公司会如何选择?

2019/9/8 11:09:51

大咖谈 |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重击全球供应链,跨国公司会如何选择?

特朗普政府高筑关税壁垒,对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供应链构成重大冲击。此举破坏全球生产效率及其衍生的通胀水平稳定,进而阻碍增长趋势。直面全球供应链断链危险,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严重受挫,为维护供应链安全,拓宽投资空间,欧盟、日本及澳、印、韩等国正加快打造新自贸板块,重塑区域乃至国际贸易格局。此举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供应链。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中游,43%的贸易属加工贸易。此次贸易战敲响全球供应链安全警钟,企业面临维护供应链安全的艰巨任务。

 

链中有我,我中有链

 

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几十年,致使国际产业分工形成链中有我,我中有链,“筋骨”相连的态势。高效整合的国际供应链,有效推动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与技术外溢:产业内分工越来越细,技术配套越来越复杂,从而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效率基础及利益所在。换言之,惟有今日的生产与市场国际化,才支撑起各国如此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长期稳定的通胀水平及大容量、高速度国际贸易。

 

现代全球零部件供应链,虽然跨地跨国跨洲、复杂交错,但稳定安全运转几十年;呈现环环相扣、上下衔接,门当户对、流水不腐的特点。跨国公司正是借助这条供应链,建立起彼此依存、兴衰相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承包与再承包关系,将各国具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融合、锻造、淬炼于一个国际品牌,形成国际价值链的上下游或高中低关系。此乃承载现代国民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的基础。

 

跨国产业链上的千“环”百“链”之所以能及时、保质、精准对接,靠的是跨国公司基于契约形成的信任,以及不同企业通过产品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力所形成的承包与再承包关系。要言之,供应链即是契约链、信任链及质量链、价格链。此外,致使“全球通”产业链成为现实网络的条件还包括:不断降低的国际航运与陆上运输成本、日新月异的信息和电信技术,以及质优达标的原材料与熟练劳动力。

 

形象地讲,行销于国际市场的产品,不论是“中国制造”,抑或是“日本制造”或“美国制造”,均非百分之百的纯种血统,土生土长,而系混血杂交的“嫁接品”或“跨国造”。跨国公司的广域直接投资,强化了这种供应链的运作。据估算,美国的500强公司中,有400家在中国投资设厂。2017年,仅在华经营的前20强美国企业的营业总额就高达1580亿美元,这些公司依赖中国制造的机械或零部件。

 

苹果2016年的在华营业额达480亿美元。苹果手机背面镌刻着:“加利福尼亚苹果公司设计,中国制造”。这句广告词揭示了苹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利用中国丰富劳动力、强大制造能力及巨大消费能力。缘于此,在华与在美业务成为苹果两大重要支柱。一是通过供应链,以间接方式为中国提供300万个就业岗位;二是承诺今后5年为美国经济贡献3500亿美元。显然,双方结成互补双赢关系。

 

除上述微观、中观层面的因素之外,宏观层面的条件和环境更是不可或缺。惟有俱备宏微结合的内外条件,跨国供应链才能运转及延伸。细言之,一是各国需携手建立及巩固基于公平、公认准则的国际市场,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与多边主义机制。通过G20、APEC等多边平台求同存异,促进通关便利化,活血化瘀,刺激循环。二是缔结双边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NAFTA、RECP),以优惠开放的贸易“小气候”来保障跨国供应链的润滑脉通。

 

几十年来,不论是美国、中国企业,抑或是东亚、东南亚的企业,均致力于通过供应链寻求生产的效率、品质、信誉和速度,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实现经营国际化战略。有专家说,国际供应链上的国家,均在“为他人做嫁妆”,即生产“中间”与“资本”产品。据统计,中国货物出口的约40%,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二,都是在华外资企业实现的。此外,日、韩、新、泰对华出口半导体芯片等产品,经中国组装测试后,再输往最终目的地美国。

 

以新加坡为例,该国与中国供应链关系紧密。若中国进口商品减少10%,会使新加坡出口下跌1到2个百分点。此外,台湾企业也是全球供应链不可缺少的重要齿轮。因台企为中国大陆输美的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供应零部件,其产值约占台湾经济产值的2%。受此番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大陆加征关税影响,20%的台企亦受到贸易战冲击。综上所述,供应链上的荣枯与共关系,凸显中美贸易失衡需全方位计算——贸易顺差在中国,利益顺差在美国。

 

断链之下,焉有完卵

 

如上可见,特朗普政府策动对华贸易战,不仅打乱了亚洲内部的贸易循环格局,也使传统的亚中美贸易循环变形,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全球供应链中断影响最大地区。美国作为商品“吸收器”,最终受贸易战影响的则是美国企业。据美国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组织估算,对华第一轮加征关税,致其成员企业成本增加2000万至3500万美元;第二轮加征关税或对半导体企业造成至少5亿美元的损害。

 

为确保供应链安全稳定,德日韩及印墨等国正加速推进“贸易多样化”,以构建“反特”自贸战线——不包括美国的新贸易结构。2018年7月17日,日欧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建立涵盖全球总贸易约四成的巨大自由贸易区。日本政府还力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正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谈判,与保护主义抗衡。

 

特朗普政府策动的贸易战强化或加快了如上超级自由贸易板块的形成,势将深刻影响全球经贸格局,从而推促三条新贸易主渠道的开通:一是欧盟对亚洲的出口规模成倍增长,亚洲市场超越美国,上升为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二是与此互为表里,欧盟对于亚洲的重要性,很快就将超越战后迄今美国所发挥的商品“吸收器”作用;三是亚洲内部的贸易循环,得益于中国消费市场的日臻成熟而活力满满。

 

上述三条以亚洲为枢纽的贸易主动脉的活血化瘀,将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新动力,并对美国之外的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产生涟漪效应——动机明确、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壁垒降低,市场开放、前景广阔,形成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这一大趋势,最终导致欧亚建立更紧密的商业联系——欧亚之间的供应链、价值链更加紧密、细致。如果做个大胆预测的话,或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供应链网络。

 

堤内损失堤外补。欧盟为弥补对美投资和出口损失,正意图与其他贸易集团和伙伴国加强战略合作,组建全球自由贸易联盟。其最新举措是推进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欧委会估计,如果与澳新达成自由贸易协议,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2030年增加50亿欧元。与此同时,欧盟还在力推与10个国家和地区(南方共同市场、加拿大、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等)的自由贸易协议。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击全球供应链,自有白宫经济幕僚的如意算盘:此举既要避免殃及国内消费者及选民,又能迫使在华跨国企业将供应链迁出中国。此举违背市场规律,毫无胜算。但,对长期安享全球供应链稳定之利的跨国公司而言,在美国策动的贸易战或成经济新常态的前提下,供应断链风险离现实经营越来越近。断链之下,焉有完卵。

 

解剖“洋麻雀”或有助于论证特朗普政府破坏供应链自食苦果。其一,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沃基肖的哈斯科国际公司,主要为汽车和工程机械生产液压和机电传动设备。该公司产品的零部件,来自于“花了数十年时间打造的”全球供应链。其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美国一次公开听证会上指出,公司一些特殊部件经过所有类型的质量控制和行政审批程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税政策引发的原料价格上涨,供应链混乱及恐慌性抢购,已被美联储《褐皮书》作为地区经济状况危险动向。

 

跨国公司或一般企业将不得不考虑“贸易恐怖主义”背景下的经营战略:何以防患“国家安全”引发的“企业安全”——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风险。 换言之,跨国公司必须调整经营战略,进行与全球供应链的再次对接,绕开美国高筑的关税壁垒,为轧平生产成本而将采购与加工基地向东南亚、南亚等中国境外转移。然而,现代供应链的运作规律决定了重建供应链等于一切从零开始 ,难以一蹴而就。

 

全球制造业企业对投资地的选择,主要出于对劳动力资源(尤其是从事制造业的劳动人口多寡)、发达的交通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工业配套能力以及消费人口迅猛增长孕育的巨大市场等长期考虑。故而,向中国境外的投资转移,除要满足诸如航运成本、质量管理、熟练劳力等企业所能评估及掌控的条件外,还取决于受资国的行政审批、重复征税、政局动向等企业难以掌控的外部经营环境问题。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报告分析,由于复杂零部件在最终组装阶段之前,涉及多次跨境运输,大型供应商或遭遇多重征税。